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及其设计者张谨农校友

 

——写于抗战胜利70周年和河海建校100周年之际 

 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河海大学和中国水利高等教育将迎来百年盛典。在南京,有一座建筑和一个人,将这两件具有重要意义但看起来毫无关连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及其设计者张谨农校友。

在南京城内东西走向的中山东路中段,有一条南接中山东路并向北延伸数百米的支路叫黄埔路,路的北端是一座大门和一个高墙环绕、绿树参天、戒备森严的大院,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之一的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由此向前追溯,这里1959年至196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1951年至195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49年至1951年是华东军事政治大学,1946年至1949年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1937年至1945年被侵华日军占领,1928年至1937年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再早则为几近荒废的清朝陆军学校旧址。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决定将由自己兼任校长的黄埔军校从广州迁来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在清朝陆军学校的旧址上开始了学校的各项建设(这也是校门前“黄埔路”路名的由来),委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主持迁校和建设工作。钱大钧向蒋介石建议,为免除黄埔军校因没有大礼堂在操场上开大会校长及师生常受日晒雨淋之苦,在新校建设中,除教学、生活用房外,应再建造一座大礼堂。建议得到蒋介石首肯,并专门成立了以钱大钧为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伦和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为副主任的设计委员会,邀请15位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参加设计工作,张谨农便是其中之一。

张谨农,1897年出生在镇江郊区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喜爱读书。迫于生计,家人曾提出让他去钱庄学做生意,他坚决不肯,后争取到随哥哥去一所中学做旁听生,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考上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留在南京从事建筑设计。由于他为人随和,各方面关系好,认识的人多,加上自1927年起南京成为当时的首都,基本建设项目很多,因此张谨农接手的设计任务络绎不绝,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仅是其中一例。

张谨农逐渐成为当时南京颇有名气的建筑师,收入也多了,他便把全家从乡下迁入镇江城里,并在大市口解放路东侧的小观音楼巷5号自行设计建造了一座面积不大但造型别致、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欧式住宅楼。解放初期,这幢楼曾经做过镇江团市委、市妇联的办公场所,可惜的是后来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

解放后,张谨农参加了治淮委员会的工作,后随治淮委员会到了安徽合肥,并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当选和担任农工民主党安徽省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建筑局副局长等职,参与了安徽省许多重要建筑的设计,如合肥市政府大楼、皖南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主楼、黄山宾馆等。在1961年召开的合肥市第三届政协委员名单上,张谨农的名字不是在“民主党派”中而是被列入“科学技术界”,体现了对一位杰出的老建筑师的认可。1963年,张谨农病逝于合肥。 

说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的设计,还有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

当年,工程师们踌躇满志完成的第一稿设计方案被蒋介石否定,加班加点拿出的第二稿方案蒋介石还是不满意,绞尽脑汁的第三稿方案呈递上去后,蒋介石终于发火了,把钱大钧大骂一顿后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设计不出我满意的方案,我要彻底换人!”钱大钧说:“请校长明示礼堂设计的原则要求。”蒋介石伸出三个手指:“三个字,智、仁、勇。你懂不懂?你的脑袋笨,不代表所有设计人员都笨。回去把我的要求传达给大家,叫他们多动动脑子!”

钱大钧回去说给大家听,多数工程师表示很难完成这个任务,有的甚至要写辞职报告,张谨农却说:“想想办法,能行!这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把礼堂设计得像一个既聪明又勇敢的人。”三天后,张谨农拿出了设计图纸。

钱大钧拿着图纸,带上张谨农去见蒋介石。图纸打开后,张谨农正要解释,蒋介石摆摆手,伏在桌子上自己看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脸上渐渐地有了笑容,对张谨农说:“不错,不错,这正是我心中的大礼堂,高高的,宽宽的。中间高出的部分像一个聪明的大脑袋,它是智的体现;楼体很宽,像一个宽厚人的胸膛,是仁的体现;顶上高高的钟楼和塔楼,像三把刺破青天的宝剑,体现了一个勇字。”蒋介石边说边在图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于1928年9月开工建设,仅历时5个月,就于1929年2月竣工。大礼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530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主体高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坡屋顶上覆盖灰色波纹金属瓦。建筑风格受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式建筑的影响,中间主入口处有三个拱门,门廊前矗立着八根爱奥尼亚式巨柱,顶部建有钟楼,四面均装有时钟;东西两侧入口处各有一个拱门,墙壁上各装饰有四根爱奥尼亚式立柱,顶部各建有一座塔楼。

如今,沿着黄埔路走进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这座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静静地矗立在路的尽头,仿佛站在历史的深处,深邃而沉和。主入口两侧的立柱上分别挂有两个竖匾,一侧是“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一侧为“南京军区军史馆”。

时光回到1945年9月9日9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正是在这里正式签订了投降书,呈交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因此,这座建筑不仅是中国建筑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标志性实例之一,而且见证了侵华日军覆亡、中国人民胜利这一重要历史,从而在艺术上、政治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南京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先后将其列为市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文/钱恂熊)  

 

链接: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由来

读了这篇文章,可能有人要问,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于9月9日举行,为什么抗战胜利纪念日却定为9月3日呢?让我们沿着时间的脉络,来还原这段历史的过程: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四国政府,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广播天皇停战诏书,四国政府分别在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同时宣布接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日本皇军总司令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美国政府代表麦克阿瑟、中国政府代表徐永昌、英国政府代表弗雷泽、苏联政府代表普尔卡耶夫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9国政府代表相继签字;

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并从1946年起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民主党派“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决定更名为“九三学社”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将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通告,全文如下:“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2014年2月27,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项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5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调休放假的通知,“为使全国人民广泛参与中央及各地区各部门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2015年9月3日全国放假1天”。 

 

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及其设计者张谨农校友

 

——写于抗战胜利70周年和河海建校100周年之际 

 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河海大学和中国水利高等教育将迎来百年盛典。在南京,有一座建筑和一个人,将这两件具有重要意义但看起来毫无关连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及其设计者张谨农校友。

在南京城内东西走向的中山东路中段,有一条南接中山东路并向北延伸数百米的支路叫黄埔路,路的北端是一座大门和一个高墙环绕、绿树参天、戒备森严的大院,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之一的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由此向前追溯,这里1959年至196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1951年至195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49年至1951年是华东军事政治大学,1946年至1949年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1937年至1945年被侵华日军占领,1928年至1937年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再早则为几近荒废的清朝陆军学校旧址。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决定将由自己兼任校长的黄埔军校从广州迁来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在清朝陆军学校的旧址上开始了学校的各项建设(这也是校门前“黄埔路”路名的由来),委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主持迁校和建设工作。钱大钧向蒋介石建议,为免除黄埔军校因没有大礼堂在操场上开大会校长及师生常受日晒雨淋之苦,在新校建设中,除教学、生活用房外,应再建造一座大礼堂。建议得到蒋介石首肯,并专门成立了以钱大钧为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伦和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为副主任的设计委员会,邀请15位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参加设计工作,张谨农便是其中之一。

张谨农,1897年出生在镇江郊区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喜爱读书。迫于生计,家人曾提出让他去钱庄学做生意,他坚决不肯,后争取到随哥哥去一所中学做旁听生,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考上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留在南京从事建筑设计。由于他为人随和,各方面关系好,认识的人多,加上自1927年起南京成为当时的首都,基本建设项目很多,因此张谨农接手的设计任务络绎不绝,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仅是其中一例。

张谨农逐渐成为当时南京颇有名气的建筑师,收入也多了,他便把全家从乡下迁入镇江城里,并在大市口解放路东侧的小观音楼巷5号自行设计建造了一座面积不大但造型别致、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欧式住宅楼。解放初期,这幢楼曾经做过镇江团市委、市妇联的办公场所,可惜的是后来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

解放后,张谨农参加了治淮委员会的工作,后随治淮委员会到了安徽合肥,并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当选和担任农工民主党安徽省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建筑局副局长等职,参与了安徽省许多重要建筑的设计,如合肥市政府大楼、皖南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主楼、黄山宾馆等。在1961年召开的合肥市第三届政协委员名单上,张谨农的名字不是在“民主党派”中而是被列入“科学技术界”,体现了对一位杰出的老建筑师的认可。1963年,张谨农病逝于合肥。 

说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的设计,还有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

当年,工程师们踌躇满志完成的第一稿设计方案被蒋介石否定,加班加点拿出的第二稿方案蒋介石还是不满意,绞尽脑汁的第三稿方案呈递上去后,蒋介石终于发火了,把钱大钧大骂一顿后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设计不出我满意的方案,我要彻底换人!”钱大钧说:“请校长明示礼堂设计的原则要求。”蒋介石伸出三个手指:“三个字,智、仁、勇。你懂不懂?你的脑袋笨,不代表所有设计人员都笨。回去把我的要求传达给大家,叫他们多动动脑子!”

钱大钧回去说给大家听,多数工程师表示很难完成这个任务,有的甚至要写辞职报告,张谨农却说:“想想办法,能行!这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把礼堂设计得像一个既聪明又勇敢的人。”三天后,张谨农拿出了设计图纸。

钱大钧拿着图纸,带上张谨农去见蒋介石。图纸打开后,张谨农正要解释,蒋介石摆摆手,伏在桌子上自己看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脸上渐渐地有了笑容,对张谨农说:“不错,不错,这正是我心中的大礼堂,高高的,宽宽的。中间高出的部分像一个聪明的大脑袋,它是智的体现;楼体很宽,像一个宽厚人的胸膛,是仁的体现;顶上高高的钟楼和塔楼,像三把刺破青天的宝剑,体现了一个勇字。”蒋介石边说边在图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于1928年9月开工建设,仅历时5个月,就于1929年2月竣工。大礼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530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主体高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坡屋顶上覆盖灰色波纹金属瓦。建筑风格受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式建筑的影响,中间主入口处有三个拱门,门廊前矗立着八根爱奥尼亚式巨柱,顶部建有钟楼,四面均装有时钟;东西两侧入口处各有一个拱门,墙壁上各装饰有四根爱奥尼亚式立柱,顶部各建有一座塔楼。

如今,沿着黄埔路走进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这座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静静地矗立在路的尽头,仿佛站在历史的深处,深邃而沉和。主入口两侧的立柱上分别挂有两个竖匾,一侧是“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一侧为“南京军区军史馆”。

时光回到1945年9月9日9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正是在这里正式签订了投降书,呈交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因此,这座建筑不仅是中国建筑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标志性实例之一,而且见证了侵华日军覆亡、中国人民胜利这一重要历史,从而在艺术上、政治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南京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先后将其列为市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文/钱恂熊)  

 

链接: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由来

读了这篇文章,可能有人要问,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于9月9日举行,为什么抗战胜利纪念日却定为9月3日呢?让我们沿着时间的脉络,来还原这段历史的过程: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四国政府,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广播天皇停战诏书,四国政府分别在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同时宣布接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日本皇军总司令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美国政府代表麦克阿瑟、中国政府代表徐永昌、英国政府代表弗雷泽、苏联政府代表普尔卡耶夫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9国政府代表相继签字;

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并从1946年起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民主党派“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决定更名为“九三学社”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将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通告,全文如下:“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2014年2月27,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项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5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调休放假的通知,“为使全国人民广泛参与中央及各地区各部门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2015年9月3日全国放假1天”。